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慰安婦紀錄片《二十二》:趕在零之前



海南的王志鳳、符美菊、李美金三位慰安婦老人在一起。

導演郭柯的鏡頭一直在追趕時間:幾年前,他拍瞭一個“慰安婦”的故事,以《三十二》命名——當時全國僅有32位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幸存者。

兩年後,這個數字減少到22。他把鏡頭對準瞭這22位慰安婦,片子取名《二十二》。

如今,這個數字減至9。他很清楚,這個數字最終會成為0。

22位老人極其珍貴的影像資料,被外人期待為“歷史的櫥窗”。可真正看到這部“沒有沖突”的片子,觀眾才恍悟,相比那段歷史的“暗”、“苦”,她們窮盡餘生在尋找“明”、“甜”。相比宏大的“歷史”,有一種更宏大的主題:活著。

鏡頭裡的這22張“溝壑縱橫”的臉龐,像極瞭我們身邊的老人。

林愛蘭的腿抬不起來瞭,抗戰期間曾被強抓進日軍慰安所的她,如今瘦小的身子陷進瞭一張粉色的塑料椅子。海南農村,暴雨和艷陽不斷切換,這位慰安婦幸存者日復一日抬起“面條粗細”的胳膊,一點一點挪動椅子到門口。她收養的子女都大瞭,走遠瞭。

兩次被抓進日軍慰安所的李愛連把過去壓在瞭最深處。她會留意院子裡的野貓是否吃瞭飯,自言自語問小貓“你咋一個人來瞭呢?怎麼沒帶上你的孩子啊?”她不願提起那段“珍貴”的歷史,“17歲以後我再沒說過這些瞭”。

韓國老人毛銀梅似乎已經接受瞭遺忘。幼年流浪的她被騙到日本人在武漢開設的慰安所,在那裡度過瞭4年。70餘年過去,住在湖北孝感農村的老人說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,不太能看懂韓文瞭。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瞭,她對著郭柯的鏡頭說:“我記得一點,不記得一點。”

片子裡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“乏味”的鏡頭,看不出歷史的“大風大浪”。

與老人相處的時間越長,這個擅長拍攝“劇情跌宕起伏”的導演,越來越難開口要求老人講述“故事沖突”瞭,“她如果是我奶奶,我能問你是怎麼被強奸的嗎?”這個年輕的80後導演說,“其他東西都不重要瞭,首先得尊重她。”

機器就那麼靜靜地轉著,沉默、平靜、瑣碎的日常被裝進瞭片子。鏡頭掃過海南的酷暑、桂林的秋葉、太行山的飛雪,時光不斷流逝。

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?為什麼要假裝熱鬧?

一把把菜刀、水果刀、鐮刀,掛在當時89歲的林愛蘭的房間裡,長的、短的,鋒利的、鈍的,這名慰安婦老人用各式各樣的刀隔絕瞭自己和外界。

曾有媒體報道:林愛蘭在抗戰時期被日軍抓進慰安所被強奸,一生無法生育,之後加入“紅色娘子軍”上陣殺敵。幾十年後的今天,林愛蘭被仇恨籠罩,她做夢都在“砍日本鬼子”,傢裡掛滿的刀則是準備用來和日本人決一死戰的。

導演郭柯找到這位老人時,老人獨自住在養老院的小房間裡,海南的氣候潮濕悶熱,她卻一個禮拜不換衣服。鏡頭一點點拉近,再拉近,這個逼仄的小房間裡,成群的螞蟻從床上經過,老鼠屎散落在枕頭、盆子、櫃子的各個角落。

郭柯問老人,為什麼要掛那麼多刀?

“因為小偷很多,他們如果來偷東西,我就拿刀砍他們。”端碗米飯都會顫顫巍巍的林愛蘭很認真地回答。

沒有控訴、生活平靜、難見眼淚,當瞭十幾年副導演的郭柯感覺,自己似乎觸碰到瞭一個更真實的慰安婦。

當鏡頭轉移到幾千公裡外的山西太行山,平靜無聊仍占滿瞭畫面。李愛連老人是難得的“話匣子”,她挨個問攝制組成員都是哪兒的人,還和年輕人討論衣服的款式。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貓,村裡大大小小的野貓都會在飯點湊到這裡,老人邊撒貓糧邊和兒媳婦討論,“這貓腰粗瞭,怕是快生瞭。”

郭柯想找到慰安婦老人應該有的“特征”,可相處越久,老人越親切,每天看到自己就問“吃瞭嗎”。鏡頭裡,歷史仿佛隻停留在她們佈滿皺紋的臉上。

鏡頭不斷拉遠,李愛連靠在炕上安靜地看電視,幾個小時一晃而過。郭柯坐不住瞭,他搞不懂,“這些老人真的經歷過那些事情嗎?”

鏡頭掃到海南的農村,慰安婦幸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樹下乘涼。郭柯透過鏡頭看過去,老人的面孔都太像瞭,“都那麼平靜、蒼老”,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婦幸存者。

鏡頭還抵達瞭湖北孝感的農村,背井離鄉的韓國人毛銀梅在中國生活瞭70餘年,她不像“被國仇傢恨籠罩”的老人,時間似乎稀釋瞭一切。當時年過九旬的老人,隻依稀記得幾句韓語,她的日常是搬著小板凳,靠著墻壁,靜靜地發呆。一旁,重孫們正玩著電子遊戲。

她悄悄跑到地裡幹活,可是,她太老瞭,老到已經扛不起鋤頭、背不起麥子瞭,她對著鏡頭揪自己的手背和臉頰。老人的皮膚很松很幹,“沒有血瞭,活久瞭活久瞭,是個廢人瞭。”

片子拍到尾聲,幾乎全是“無聊”的日常,還有老人的嘆息聲和笑聲,“這是一部關於慰安婦的紀錄片嗎?”郭柯很沒底。

“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?為什麼要假裝熱鬧?”拍瞭十幾年劇情片的郭柯說服瞭自己,他決定剔除掉一切來自想象的“矛盾”和“沖突”。

這個年輕的導演說,自己認清瞭一件事,“電影可以設計、可以構思,但生活永遠是無法想象的。”

鏡頭慢下來後,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瞭

鏡頭裡,有人讓老人毛銀梅進屋拿個杯子,她卻聽成瞭被子,嘟囔著“拿不動啊”,緩緩起身到臥室抱起瞭被子。這個喜歡背著手遛彎的老人,會去房子邊的溝渠掏樹葉,會摘下新開的梔子花擺在床頭,滿室清香。

韓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送來賀卡,可毛銀梅拿著賀卡卻認不出上面的字,她呆呆地看瞭半天。她把賀卡拿反瞭。

那段“歷史”的痕跡隻在不經意間流露。來瞭客人,“歡迎光臨”“請進”“請坐”……一個接一個的日語單詞從毛銀梅嘴裡蹦出來。

毛銀梅還會唱朝鮮民歌《阿裡郎》和《桔梗謠》,但她對著鏡頭說,當初離開韓國時的情景記不太清瞭。她隻記得分別是在火車站,戰爭年代,一切都是亂哄哄的,母親在火車上,她在月臺上跑啊跑,可怎麼也追不上。有人從火車上扔下食物,她也不知道為什麼,就沖過去撿起來大口大口地吃。

“都過去瞭,不說瞭,不說瞭。”這個90多歲的老人哭瞭。

郭柯發現,當鏡頭慢下來後,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瞭。他去尋訪這些慰安婦老人時,隻有村子的地址,可幾乎每次到瞭村子後,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為何而來,能準確無誤地指出老人的房子。

采訪時“刀槍不入”的林愛蘭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,可話題一轉到親人,林愛蘭就開始抑制不住地哭泣。她的手緊緊抓著那個粉色塑料椅子,哽咽著告訴攝制組,當年,她的母親被日本人抓住,被綁起來,然後扔進瞭河裡。很快,還未滿20歲的林愛蘭也被日本人抓住,被送進瞭慰安所。

越來越慢的鏡頭裡,老人向郭柯展示著自己最難以示人的那中古設備收購段歷史。

郭柯說,作為一名合格的導演,那個時候其實他應該高興,畢竟“終於得到瞭想要的故事”。可實際上,那一刻的他很難受,他覺得自己離這些老人已經很近很近瞭,聽她們講那些傷痛,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經歷瞭一樣。

李愛連已經徹底不把攝制組當外人瞭,老人午睡時會邀請組裡的姑娘一起上炕,每天天不亮起床,給攝制組炸饅頭片。

毛銀梅院裡盛開的梔子花味道清新,攝制組的人也很喜歡。老人從樹上摘下大大一把,挨個分給攝制組的成員,有攝影師扛著機器騰不開手,老人就拍拍對方的身子,讓壯漢微微蹲下。毛銀梅踮起腳,把梔子花別在攝影師衣服的口袋上,然後站在一邊,“嘿嘿”笑。

要活下去,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。苦水往回倒,那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

從酷暑到初秋,郭柯和30人的團隊乘飛機、火車和汽車,和22個老人都見瞭面。或長或短的拍攝過程中,他發現,老人身上的共同點很多,比如平靜、善良和樂觀,以及面對鏡頭的習以為常。

出發前他想過如何在不傷害老人的前提下提問並完成拍攝。但事實上,當機器出現時,有老人挺直瞭腰,“正襟危坐”,嘴裡冒出來的是“我不原諒日本人,我要他們認錯”。那些長槍短炮,老人似乎都很熟悉瞭。

拍攝後期,李愛連告訴郭柯,以前來采訪的記者太多太多瞭,可她“沒有講實話”。

“他們每次問那些問題,都當著我的兒媳孫孫,我怎麼說得出口。”老人說。

出發以前,郭柯還上網搜索過慰安婦的相關資料。可當他點開搜索頁面,出現的全是一個形象——仰拍的一張正哭泣著的蒼老的臉,照片說明字裡行間都是仇恨。

他很痛心,很多老人被這種形象綁架,像復讀機一樣,對著不同媒體說著同樣的、“記者想要的料”。

“其實她們的生活早已歸於平靜,如果遠遠地看,她們的生活會每天都帶著恨嗎?”郭柯覺得,“她們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這些歷史,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不斷地在對老人進行二次傷害。”

他以前不明白,拍攝慰安婦不就是該讓老人提那些過去嗎。可幾個月近距離的拍攝,讓他發現,老人要活下去,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。

在海南的拍攝過程裡,攝制組遇到瞭日本志願者米田麻衣。她是個在海南師范大學求學的日本姑娘,因為被慰安婦老人的故事所震動,時不時探望老人,為老人購置藥品和營養品。

曾經有一次,米田麻衣拿著一位日本軍人的照片給一位慰安婦老人看,她以為老人會生氣,可老人竟然笑瞭,“日本人也老瞭,胡子都沒瞭啊。”

米田麻衣對著郭柯的鏡頭留下瞭眼淚,“她們心裡的傷口很大很深,可還是對人很好。不管是對日本人還是中國人。”這個日本姑娘說,“如果我經歷瞭這些事情,可能我會恨死那些人,會恨一輩子,甚至可能自殺。”

郭柯懂老人的選擇。韋紹蘭1944年被日軍擄走,送至馬嶺慰安所。3個月後,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瞭出來,卻發現噩夢並未結束。

一回到傢,她就哭瞭,丈夫卻說她“到外面去學壞”。婆婆和鄰居都勸丈夫想開一點。丈夫還是過不瞭這坎兒,躲著她一個人跑到山後去砍柴。

她喝藥自殺,被救回來。那時,她發現自己懷孕瞭。

老人說,那時候“淚都是往心裡流的。”

那個有著日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開始學會瞭認命,他沒上過學、一生未娶,談瞭6個姑娘,女方就算同意,傢裡人也不會同意。36歲的時候,他決定看一輩子牛。從小到大,就有人指指點點說他是“日本人”,這三個字,“背瞭這一輩子,壞瞭這一輩子”。

如今,這個“日本人”已經70多歲瞭,他還記得同母異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關在傢裡,叫囂著“我要買兇殺瞭你這個日本人”。他說,自己對未來沒啥期待瞭,隻希望自己快死的時候,“能有哪個人來管我一下就行瞭”。

“如果連個端水的人都沒有,我就喝農藥死掉。”他說。

郭柯很觸動。他很清楚,這些老人隻有把這些苦痛壓到心裡最深處,才可以繼續生活。這些苦水往回倒,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。

鏡頭裡的李愛連總是笑,對孫兒笑,對郭柯笑,中古設備買賣對野貓也笑。可提起自己的丈夫,她哭瞭。抗戰勝利後,她從慰安所回傢,丈夫告訴她:“從今往後,我們該怎麼過就怎麼過,是日本人抓你去的,不是你自己要去的。”

她的丈夫已經去世好幾十年瞭。老人一直把這段經歷埋在心底,前些年很多民間團體上門拜訪,李愛連每次都擺擺手,說自己怕給子女丟人,什麼也不會講,“讓他們走吧”。兒媳勸她,“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你一個人身上,不用不好意思,那不是你的錯。”

毛銀梅已經記不得韓國傢鄉的事兒瞭,她不願意回國,“都沒親人瞭”。她說,從慰安所出來以後,自己就不用韓國名字樸車順瞭,她開始叫“毛銀梅”。“因為毛主席好,沒有毛主席,就沒有現在的日子,我想跟他一個姓。”

後來,她遇到瞭自己的丈夫。丈夫從未嫌棄過毛銀梅慰安婦的身份,和她恩愛幾十年。老人說,丈夫最愛的,莫過於那白色的梅花瞭。

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,你的拍攝就有瞭分寸,問題就有瞭底線

如果說還有什麼能撥動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,郭柯的答案一定是親人。這些經歷過傷痛、戰亂、饑荒的老人在晚年輕而易舉地被子女捏中瞭“七寸”。

攝制組的志願者龍慶全程跟拍,作為團隊裡的“長輩”,她既是郭柯中學時代的英語老師,也代表攝制組和老人及傢人溝通。她和一位慰安婦老人溝通拍攝訴求,對方告訴她,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攝。原因很簡單,“如果我說瞭,我擔心我的子女不再贍養我瞭”。

還有老人跟龍慶哭訴,每次好心人來看她給瞭錢,總是第二天就被兒子拿走瞭。龍慶著急,她要替愛心人士給老人捐款。想來想去,她把錢塞進瞭老人的羽絨服裡,這個口袋放一點,那個口袋裝一些,可是塞著塞著她又想,老人年紀大瞭,怎麼記得住錢在哪裡。

志願者龍慶停下雙手,默默地哭瞭。

海南的一位慰安婦老人,初次見到龍慶時正嚼著檳榔,嘴裡紅紅的,在一間破屋裡臥床不起。龍慶等人為老人買瞭一把輪椅,老人坐上輪椅後出瞭小屋,旁邊是兒子住的兩層小洋樓,兒子默默地看著龍慶把老人推出去,在村子裡轉瞭一圈又一圈。

天黑瞭,龍慶想回去瞭,可老人說,“再轉轉,再轉轉吧。”

郭柯覺得,這一切就像一個圓,身處圓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靜度日,圓心之外的親人、鄰居甚至是大眾卻在源源不斷地向老人投射傷害。

毛銀梅把慰安婦的身份瞞瞭五十餘年,甚至連她的養女都不知情。直到上世紀90年代,突如其來的記者才讓養女瞭解瞭母親的這層身份。

“社會上很多人叫嚷著日本必須認錯、慰安婦好可憐等等,實際卻對老人的生活情況一無所知。”郭台中二手餐飲設備買賣柯很氣憤,他認為這些人要麼把老人當成瞭“歷史證據”,要麼就是站在高處的同情憐憫,自始至終,“我們沒有真正敞開懷抱去接納這些老人”。

“走不出這段歷史的,不是這些老人,是我們自己。”他平靜地說。

郭柯用瞭最克制的手法來拍攝,很多時候老人開始哭泣,他的鏡頭就拉遠,飛到瞭天上和窗外,雲靜靜地飄過,雨嘩啦啦地落下。大段大段的空鏡頭和遠景讓這部片子變得“一點兒也不好看”。因為想一個不落兒地呈現22個老人,這部電影甚至被一些學院派批評“沒有故事”“沒有層次”“沒有起承轉合”。

這也許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電影。在95分鐘時長的片子裡,22位主角輪番登場,沒有時間軸,鏡頭遠遠的,隻來得及“深情地凝視一眼”。

從拍攝結束到現在,3年過去瞭。這期間,郭柯數不清自己經歷瞭多少質疑。有投資人撤資,有發行方打退堂鼓,還有業界紛至沓來的批評。

一次,在一場傳媒公司舉辦的小型看片會上,業內的編劇評價《二十二》:“從藝術創造的角度上看,即便是紀錄片,也需要矛盾和沖突,也需要有情節。”

他們的意見,是否定的。

坐在角落的龍慶急得不行,她是外行,不敢發言,可她真的很想站起來,替自己的學生郭柯鳴不平。那些矛盾、沖突,其實都有。

在李愛連傢拍攝時,某天,一場大雨突如其來,老人倚坐在炕上發呆。攝制組當即決定,人員清場,隻留下攝像師和龍慶。攝制組決定試試看老人是否願意開口。許久,老人小聲問龍慶,門都關好瞭嗎?

得到肯定的答復後,李愛連一邊哭,一邊說起瞭當年的遭遇。70多年前,日本人把她抓去後,餓瞭她三天三夜,到最後扔給她一堆大蔥,那年隻有18歲的她接過來連吃瞭8根,吃到後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,嘴卻沒停。

後來,她落下瞭胃病。

老人開始哭泣,還在斷斷續續回憶那個凌辱她的40多歲的日本人。龍慶對著老人無聲地哭泣,耳機裡傳來郭柯的聲音,“龍老師,可以瞭,停下吧。”

這段故事最終沒有被剪輯到成片裡。 “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,你的拍攝就有瞭分寸,問題就有瞭底線。”郭柯說,自己很倔,在市場面前,他也曾自我懷疑過,但從沒想過低頭。

責編:周璇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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